沈洁&俞少琦:工伤认定的司法审查 | 衡石·观点

上海一中法院

发布于:2026-11-16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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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选编

▸ 案例一:如何理解工伤认定中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工作原因”?

▸ 案例二:如何理解工伤认定情形中“上下班途中,非主要责任”的认定?

▸ 案例三:突发疾病死亡情形下如何准确认定“视同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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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石观点

▸“三工因素”的认定应以“工作原因”为核心,在合理限度内对“工作时间”与“工作场所”作目的性扩张解释

▸ 以“上下班目的”为核心,统筹“合理时间”“合理路线”与“非主要责任”进行综合性判断

▸ 对于视同工伤的认定,应以“死亡结果的不可逆性”为核心,进行因果关系的实质性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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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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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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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外人华某系昌某公司员工,在上海市某小区从事绿化养护工作。2017年9月11日,华某猝死于上海市某小区二期地下车库。2017年12月20日,华某之子盛某向上海市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某区人社局)申请认定其父亲死亡为工伤。昌某公司提供《华某猝死事件情况说明》《关于绿化小时工的考勤说明》等材料,认为地下车库并非工作或休息场所,华某平日有酗酒的不良习惯,其死亡不应被认定为工伤。某区人社局认为华某猝死于存放有工具的休息室,且在上午工作中即存在发病迹象,而劳动者进行午餐系属生理及继续工作需要,故华某猝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合理延伸范围内,据此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华某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昌某公司对被诉决定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决撤销被诉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


华某在结束上午工作后,在小区地下车库准备午餐时猝死,某区人社局将此认定为发生于从事绿化养护“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的合理延伸范围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遂判决:撤销某区人社局所作《认定工伤决定书》行政行为。盛某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职工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是“视同工伤”的必要条件之一。所谓工作岗位包含彼此联系的两层含义,既涵盖职工所从事的本职工作内容,也包含与该工作密切相关的工作区域。因此,“工作岗位”不同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工作场所”这一单纯的空间概念。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华某事发当日系在结束上午工作后,在其工作小区地下车库一房间内准备午饭时突发疾病死亡。华某作为小区绿化工,其职责主要为小区内绿化种植、养护及绿化设施维护等,虽然事发时其所在地下车库房间在空间上处于其工作小区范围内,但鉴于事发时华某既未处于工作状态,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该房间属于华某工作区域,故该休息区域无法认定为华某的工作岗位。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盛某不服,遂申请再审。


再审法院认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案事故应当认定为工伤。理由如下:


关于“工作时间”。一般而言,职工一天的工作时间应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其必要的午餐及午间休息等,属于人体正常生理、生活需要,也是为了继续下午正常工作的需要,因此将该时间作为“工作时间”的适当延伸,将其包含在工作时间内,有利于维护职工的合法权利。


关于“工作岗位”。第一,关于该发病地点的性质和用途。昌某公司明知且默许华某及其工友在该地下车库进行午间休息,可以确认事发时该地点为绿化养护职工午间休息和绿化养护工具存放的场所。第二,关于该发病地点与“工作岗位”的关系。事发当日华某在完成上午工作之后并未离开小区,其发病地点为其在小区的午休场所。某区人社局在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时,对“工作岗位”作适当的宽泛性理解,具有其合理性。在午间休息突发疾病这种特定情况下,可以将职工的午间休息场所视为对“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且该发病地点实际用于存放绿化养护工具,亦可认为属于绿化养护职工完成预备性、收尾性工作时“工作岗位”的一部分。第三,就立法精神而言,在将“工作岗位”作为认定工伤的因素之一进行判断时,需要从工伤认定的本质出发,从符合社会公平公正的角度,结合实际情况加以考虑,以确保最大限度地保障主观上无恶意的劳动者能够获得救济。


故,再审法院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昌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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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系重庆某车辆有限公司员工,其家庭住址位于重庆A区,公司经营地位于B区,两地相距约280公里。工作日期间,王某居住于公司提供的B区宿舍。2018年清明节假期最后一天(4月7日)傍晚,王某搭乘同事车辆从A区家中出发,返回B区,准备次日(4月8日)正常上班。当车辆行驶在沪渝高速公路上时,发生追尾事故,导致王某受伤。王某随后申请工伤认定。重庆市B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B区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该事故不属于“上下班途中”。王某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维持后,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以下简称《工伤保险行政案件司法解释》)第六条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王某所受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理由如下:


第一,在“合理时间”上,节假日最后一天的傍晚提前返回工作地,是为次日能够正常打卡上班做准备,属于“上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如果苛求其必须于工作日当天凌晨出发,则不符合人体生理条件和生活常理。


第二,在“合理路线”上,从A区的家返回B区的公司宿舍,是典型的城际通勤路线,属于合理路线。


第三,在“上下班目的”上,王某提前返回宿舍休息,核心意图是为了保障第二天能够准时、有精力地开展工作,符合以“上下班为目的”的基本条件。综上,王某所发生交通事故,符合以“上下班为目的”基本条件,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处于上班的合理时间,应当认定工伤。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撤销B区人社局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和市人社局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并责令B区人社局在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后B区人社局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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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某为上海某足部保健服务部的员工。某日,吴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同事立即将其送往医院抢救。医院经过全力救治后,明确告知家属该职工病情危重,已无挽救生命的可能。在此情况下,家属决定用救护车将吴某送回家中。在运送回家的途中,吴某死亡。从发病到死亡的时间,未超过48小时。事后,吴某的家属申请工伤认定。某区人社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认定吴某的死亡视同工伤。用人单位上海某足部保健服务部不服,认为家属在抢救尚未结束时主动放弃治疗并将病人运离医院,中断了抢救过程,不符合“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条件,遂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认为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立法目的旨在保障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且病情严重到足以导致死亡的职工的权益。当医院已经明确告知家属职工的生命无法挽回时,家属出于传统习俗或人道主义考虑,选择将职工接回家中,使其在熟悉的环境中离世,这种行为不应被视为阻断了“抢救”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职工的死亡从发病到运回家中,始终处于治疗、抢救的延续状态之下,并未脱离抢救过程。既然死亡结果的发生在48小时之内,且家属的“放弃治疗”行为是基于医学判断和人情常理的无奈选择,而非恶意中断救治,难以认定家属始终存在放弃治疗的意思表示,应当认定为“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符合“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海某足部保健服务部全部诉讼请求。后上海某足部保健服务部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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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伤保险条例》颁布并于2010年修订以来,我国工伤认定的法律框架日趋完备,受益范围不断扩大。然而,随着经济形态的多样化、用工方式的灵活化以及城市空间结构的复杂化,工伤认定实践中的争议并未因此消减,反而在一些关键领域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三个问题尤为突出:一是“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这一传统“三工”标准的解释边界;二是“上下班途中”因交通事故受伤是否属于工伤,尤其是“合理时间、合理路线”与“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三是“视同工伤”条款中,尤其是“48小时”条款的适用边界。这三个问题分别对应着工伤认定的基础逻辑、延伸保护与例外规则,也是当前工伤认定司法实践中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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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工”因素中,“工作原因”始终是判断工伤成立与否的核心,而“工作时间”与“工作场所”则更多地起到辅助判断、规制的作用。当职工的行为明显是为了用人单位的利益并受其指派,且该行为发生在合理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倾向于认定为工伤。


(1)“工作原因”是认定工伤的核心与扩张解释的主要依据



在“三工”要素中,“工作原因”始终是认定工伤的核心,而“工作时间”与“工作场所”通常是判断是否属于“工作原因”的时空标志和辅助证据。案例一中,法院最终虽然对工作场所、工作时间进行了扩张解释,但其根本目的在于证明华某的伤害是因“工作原因”而起。案例一明确将“绿化养护职工午间休息和绿化养护工具存放的场所”纳入工作场所的范畴。关于“工作时间”,职工一天的工作时间应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其必要的午餐及午间休息等,属于人体正常生理、生活需要,也是为了继续下午正常工作的需要,因此将该时间作为“工作时间”的适当延伸,将其包含在“工作时间”内,有利于维护职工的合法权利。在此前提下,“工作时间”与“工作场所”的判断都应服务于对“工作原因”的认定。


对法律法规的扩大解释是有限度的,须遵循扩大解释的一般原则:凡是所解释囊括的事项具有被解释概念需要保留的核心属性,就是合理的扩大解释;如果不具有这种核心属性,则超出了解释的限度,属于不合理的扩大解释。



案例一中,无论是对“工作时间”作延伸的解释,还是对工作岗位作合理性解释,都离不开“工作原因”这一核心属性。因此,案例一再审判决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进行的扩大解释,并没有违反上述原则,没有简单理解法律,而是从立法精神出发,通过法律解释方法的合理运用,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的温度。换言之,当职工的行为明显是为了用人单位的利益并受其指派时,只要该行为发生在合理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即使该时空范围略有模糊或延伸,也应倾向于认定为工伤。这为处理诸如外勤人员、销售代表、货运司机等非固定工位劳动者的工伤认定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审查的重点应首先放在行为“是否系工作原因”“是否与履行工作职责直接相关”“是否服务于用人单位利益”,而对“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界定应围绕前述重点进行弹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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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场所”“工作时间”的认定规则



传统的工伤认定往往将“工作场所”狭隘地理解为职工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特定车间、办公室或岗位,将“工作时间”简单与考勤在岗时间挂钩。然而,现代企业的运作和职工的工作流程早已突破了这一僵化的物理边界。案例一明确将“绿化养护职工午间休息和绿化养护工具存放的场所”,纳入“工作场所”的范畴。这一判断的底层逻辑是“功能性与关联性”标准,即一个区域是否构成“工作场所”,不在于其物理形态,而在于其是否与职工履行工作职责存在直接、必要且合理的关联。



案例一中,再审法院认为昌某公司明知且默许华某及其工友在该地下车库进行午间休息,可以确认事发时该地点为绿化养护职工午间休息和绿化养护工具存放的场所。该发病地点实际用于存放绿化养护工具,亦可认为属于绿化养护职工完成预备性、收尾性工作时“工作场所”的一部分。关于“工作时间”,案例一将劳动者全天工作时间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劳动者正常的午餐及午间休息等,属于人体正常生理、生活需要,也是为了继续正常工作的需要,因此将该时间作为工作时间的适当延伸,有利于维护职工的合法权利。《工伤保险条例》最大限度地保障这部分主观上无恶意的劳动者能够获得救济,故法院通过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的方法,将对“工作场所”“工作时间”的认定与“工作原因”这一核心要件紧密结合,进行统合性分析研判,避免了因对“工作场所”“工作时间”的僵化理解,也避免了主观上无恶意的劳动者受到的伤害无法获得救济的情形。在涉及新型用工形态等领域认定工伤时,亦可遵循这一认定规则,对那些为完成工作任务所必须经过或停留的合理区域、合理时间作出准确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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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因工外出”条款的区分适用



“因工外出”条款主要适用于职工离开日常工作区域,到外地或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所执行任务的情形,其“外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新的工作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曾明确,员工行程的起点和终点若都属于同一用人单位控制下的、与工作职责直接相关的场所序列,本质上仍是在完成工作指派过程中的一个内部移动环节,而非脱离工作场所的“外出”。对于在用人单位的物理控制范围或工作职责的自然延伸范围内发生的移动,应优先适用第一项关于“工作场所”的条款,这有助于更准确地反映事故与工作之间的内在关联,避免因适用宽泛的“因工外出”条款而淡化了对“工作原因”这一核心要件的严格审查。这一区分对于处理大型厂区、园区、建筑工地内的工伤认定案件,具有直接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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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司法实践对“上下班途中”受伤是否属于工伤的认定,已从单纯的上下班路线、时间的物理测量,逐步转向以出行意图为核心、兼顾时空合理性与责任划分的综合性、动态化判断。


(1)以“上下班目的”为主的判断规则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字面表述并未明确提及“上下班目的”,但人社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中明确将“以上下班为目的”作为首要要件,将“合理时间”与“合理路线”视为服务于“上下班目的”的客观外在表现。只要职工的出行意图是为了开始或结束工作,其为实现该意图所选择的时间和路线,只要在当时的情境下(如异地工作、假期结束、交通状况等)具有社会一般观念上的合理性,比如职工上下班途中因顺路接送孩子、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短暂就餐等发生的“绕道”行为。这些行为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未严重偏离正常通勤路线和时间,法院普遍倾向于认定为“合理路线”。该认定思路体现了法律对人之常情的尊重,避免了因苛求绝对的最短路径或最短时间而损害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机械司法,使此种情形下的工伤认定能够适应弹性工作制、异地工作、非全日制用工等新业态下复杂多变的通勤形态。



案例二中,法院在裁判理由中系统阐释了相应认定应当聚焦出行意图,恪守立法宗旨,关切生活情理并顺应社会变迁:法院认为,节假日的最后一天傍晚提前返回工作地,属于“合理时间”;从家中跨城返回单位宿舍,属于“合理路线”;王某提前返回宿舍休息,是为了第二天能够正常上班,符合以“上下班为目的”的基本条件。法院特别指出,如果苛求其必须于工作日当天凌晨出发才能被认定为上班途中,则不符合人体生理条件和生活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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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非主要责任”的实质性认定



与“上下班途中”的时空认定紧密相关的是“非本人主要责任”这一责任要件。实践中,在交警部门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无法出具明确的责任认定书的情况下,如何认定“非主要责任”也多有争议。对此,司法实践已展现出从单纯依赖行政机关文书向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实质判断的转变。如相关调研报告与案例所示,法院倾向于认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不能因缺乏交警的责任认定书就简单驳回工伤认定申请。在缺乏行政机关文书作为确定性依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运用出警记录、事故现场图(视频)、证人证言、车况车损鉴定报告,直至相关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等证据,对劳动者在事故中是否承担“主要责任”作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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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守“三工”关联的底线,严格限定“视同”的适用范围



“视同工伤”规定,本质是将工伤保险范围从“工作原因直接导致的事故伤害”,扩展到“可能与工作劳累、紧张相关的突发疾病死亡情形”,属于“最大限度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立法选择。从条款文本看,其核心构成要件仅两项,前提要件为“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即突发疾病的时间必须在法定或约定的工作时段内,地点必须与劳动者履行工作职责直接相关,如工作场所、执行任务的途中。“视同工伤”与“认定工伤”在法律逻辑上存在根本区别。认定工伤的核心是“工作原因”,而视同工伤并不要求伤害由工作原因引起,它是对“工作关联性”的弱化,将因职工自身疾病这一内在原因导致的死亡,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给予工伤保险待遇。这是一种立法上的特殊保护,也是一种例外。


因此,司法机关和行政部门在适用该条款时,必须严格把握其前提:“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工作岗位”相较于“工作场所”,更强调岗位职责与工作任务,而非单纯的处所。对于在家加班期间、因工外出期间突发疾病的情形,可以视情况延伸解释为“工作岗位”,但对于与履行工作职责完全无关的时间和地点(如下班后在家、休班期间),则不能随意扩张。案例三中,吴某发病正是在其提供足部保健服务的工作岗位上,是适用“视同工伤”条款的基本逻辑前提。



(2)对结果要件的认定应进行因果关系的实质性审查



“视同工伤”认定的结果要件为“突发疾病死亡”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其中“突发疾病”须具备“突发性”,非预先已知的慢性疾病急性发作,“48小时”是立法者基于平衡劳动者权益与社保基金承受力的折中选择。因此,在条款存在解释空间时,应遵循“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适当延伸权利保护范围,具体需把握以下两点:


其一,“正当理由”的认定标准。未径直送医的“正当理由”,应结合日常生活常理判断,包括但不限于病情初期症状轻微,劳动者无法预见严重性,如仅感头晕、乏力;需处理与就医直接相关的事务,如联系家属陪同;解决基本生理需求,如进食、更换衣物;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立即送医,如偏远地区缺乏急救资源、等待同事接送。反之,若劳动者无合理事由拖延送医,如发病后自行外出娱乐、饮酒,则不应认定为“正当理由”。


其二,“病情连贯性”的审查要点。需确认劳动者的死亡与工作时间、岗位突发的疾病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且病情发展具有连贯性。具体可通过以下证据判断: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明确死亡病因与突发疾病的关联性;同事、家属的证言,证明发病时间、症状及未及时送医的原因;工作记录,证明劳动者发病时正在履行工作职责。若劳动者回家后因其他意外,如交通事故导致死亡,或死亡病因与工作时突发疾病无关,则不符合“病情连贯性”要求。司法与执法实践中,适用该条款需避免机械,结合案件具体事实综合判断,重点关注关于“突发疾病死亡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认定。


基于上述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当场死亡的,认定为工伤没有太大的争议。而没有当场死亡的,48小时内抢救时间的起算,应当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为准。这是因为,劳动者发病后可能因客观原因,如等待急救、交通不便,延迟送医,若从送医时起算,可能导致部分劳动者因送医耗时过长而超出48小时,丧失认定资格,违背公平原则。



就案例三而言,近亲属放弃治疗的决定,系在医学上已无救治可能前提下的情理选择,欠缺中断救治以追求死亡结果的主观恶意,不能推定为自始拒绝救治;近亲属基于伦理与人道考量,将患者接回住所地离世的行为,不构成对抢救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中断。患者自发病起直至死亡,抢救进程处于延续状态,死亡结果发生于法定48小时期限内,符合“病情连贯性”要求。据此,应当认定符合《工伤保险条例》所规定的“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规范要件,构成“视同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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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认定作为连接社会法与行政法的交叉领域,其复杂性和敏感性源于其背后交织的多重价值:劳动者生存权的保障、用人单位经营风险的分散、工伤保险基金的平衡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


在“三工因素”认定中,坚持以“工作原因”为内核,对“工作时间”“工作场所”进行目的性扩张;在“上下班途中”认定中,聚焦上下班目的,统筹合理时间与合理路线进行综合性判断;在“视同工伤”认定中,则以“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为前提,对“48小时条款”的适用进行实质性审查。


纵观上述裁判实践,在面对不确定法律概念时,人民法院应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通过对立法目的的追问、对生活情理的体察和对社会变迁的回应,合理划定工伤保护的边界,以期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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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李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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