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研讨会,聚焦涉手机租赁纠纷

上海一中法院

发布于:2026-11-17

摘要:


近日,上海一中院民事审判庭与松江法院佘山人民法庭联合举办“涉手机租赁纠纷相关法律问题研讨会”。



会议在松江法院佘山人民法庭举行,由上海一中院民事审判庭庭长方方主持。上海高院、上海一中院、上海二中院,浦东、徐汇、长宁、闵行、金山、松江、奉贤、黄浦、普陀等区法院民事、刑事审判部门干警,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经侦支队民警作研讨发言,上海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政法学院等高校学者作嘉宾与谈。与会人员围绕涉手机租赁纠纷相关法律问题集中攻坚,着力明晰裁判路径、凝聚司法共识。




方方 上海一中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近年来,以“租满即送”“以租代售”为代表的手机租赁消费模式快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类型纠纷。此类纠纷标的额不大,但合同性质如何认定、“由租转售”条款效力如何评判、民刑界限如何把握,实践中争议较大,裁判尺度不尽统一。本次研讨会据此设置三个单元,分别讨论合同性质的识别与认定、“由租转售”条款的性质与效力,以及涉刑事犯罪的要件审查标准。





问题提出

许颢

上海高院民事审判庭团队负责人

涉手机租赁纠纷中协议约定:租满即送手机所有权;逾期支付租金超过一定期限的,承租人应一次性支付买断款,租金总价(含买断款)明显高于手机市场售价。此类“租满即送+违约买断”的安排,究竟应当认定为普通租赁、融资租赁,还是名为租赁、实为买卖?合同性质一旦错位,后续的利率保护、担保安排、违约责任都将无从落地。



观点交流

韩伶

浦东法院陆家嘴人民法庭庭长

涉手机租赁纠纷不宜一概认定为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应根据具体案情从四个维度综合甄别:交易结构上,审查是否具备融资租赁“三方两合同”特征;租金对价上,判别租金是否包含设备成本与融资收益;期满权属上,核查合同条款是否实质强制承租人买断;权责分配上,审视解约限制、风险专家等是否偏离普通租赁的基本逻辑。


魏乐陶

黄浦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此类合同所有权最终转移,租金总额覆盖成本加收益,形式上可以解释为所有权保留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但不同于普通分期买卖合同,后者出卖人提供的信用是附随于该笔货物销售的商业信用,目的在促成交易。若商家面向不特定对象反复开展该模式,租金以资金收益为核心,则“分期付款买卖”已异化为以手机为载体的经营性放贷,系未经许可的金融业务,应依金融监管准入规定认定无效。



王嘉骏

徐汇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从协议结构设计看,手机租赁具备“融资+融物”特征,总租金超过设备市值部分实为资金融通收益。从金融秩序管控角度,该模式实质是附实物担保的资金投放行为。虽然交易缺少独立出卖人,但从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五条立法逻辑、瑕疵风险分配规则审视,该交易的权利义务架构与融资租赁合同的法律逻辑、法律后果一致,应认定为融资租赁合同关系。


吴寅星

长宁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应综合审查以下几方面:一是手机发票、维修凭证是否一并交付并登记为承租人信息;二是合同正常履行是否视为支付了买断价,手机所有权即归承租人所有;三是出租人购买价与买断价及租金总额的差距;四是逾期支付租金时,承租人是否仅能支付买断价及违约金而不能选择返还手机,如涉及返还,是否约定折旧价值、交付验收等。综合以上条件,若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要件,则倾向于构成融资租赁关系。


嘉宾与谈

刘洋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实践教学中心

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判断手机租赁合同性质,必须结合文义、体系、目的探求当事人真意。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判断关键在于租赁物来源、租金构成与风险承担,而不在当事人数量。两方主体不必然排除融资租赁属性,例如售后回租本身就是融资租赁的常见变体,不能仅以当事人规避监管的表象,否定背后的实质法律关系。



问题提出

卢颖

上海一中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手机租赁行业中,“租满即送”“租期届满可折价购买”等“由租转售”条款广泛存在。这类条款究竟是租赁合同中的所有权让渡约定,还是名为租赁、实为买卖的转化机制?当其以格式条款面目出现时,效力又当如何评判?这既涉及民法典合同编相关制度的准确适用,也涉及格式条款规制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平衡,直接影响广大租赁用户的切身利益。


观点交流

赵静

上海二中院民事审判庭团队负责人

在合同有效前提下,应遵循“先实质定性、再审查条款、后利益衡量”的路径:首先运用穿透式思维通过标的物归属约定、租金与市价偏离度、风险负担条款三个维度探寻当事人真实缔约目的,判断合同性质;其次根据个案情况审查格式条款是否订入及有效;最后依公平原则和违约金规则矫正失衡利益,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于凯

普陀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双方是否存在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合意,是认定合同性质的关键。若双方约定了正常履行情况下的租赁物返还事项,并未剥夺承租人在支付租金、租期届满后退租返还租赁物的权利,则“由租转售”的条款符合租赁合同的基本特征。但若双方约定“租满即送”,即承租方支付完最后一期租金即可“获赠”所租赁的手机,双方自始即以所有权移转为目的,在此情况下应可认定为买卖合同。


方敏

闵行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附“由租转售”条款的合同不宜被静态定性,其本质是“附单向购买选择权的租赁合同”。正常履约期满时,合同依承租人的选择,动态转化为买卖或者租赁自然终结;发生承租人违约情形时,应依违约严重程度进行层级化限缩:一般违约维持租赁合同性质,仅根本违约才触发转售条款,且此时手机总价(剩余租金+留购价)应受违约金酌减规则的实质审查,以防止利益失衡。


褚红梅

金山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应审查以下几方面:手机系由出租人自有,还是虽由出租人出资购买但由承租人选定;租金总额是合远超手机市场价值,差额与使用对价是否在合理区间;承租人是否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手机的瑕疵担保责任和维修义务是否由承租方负担。一旦对上述情形予以肯定,即便约定由租转售,亦应当认定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


嘉宾与谈

李运杨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判断性质不应拘泥于合同名称,核心看当事人有无移转租赁物全部经济利益的意图。名为租赁、实为“假租”的,本质上是购置型的融资担保交易。至于当事人为何选择租赁这一形式、主体不具备融资租赁资质时合同效力如何,还需结合监管规范的性质与目的具体讨论,不宜一概否定其效力。



问题提出


龚雯

松江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租机套现”“撸机变现”……一些经营者以租赁合同掩盖非法占有目的,民刑界限亟待厘清;而单台手机一万出头的案值,又常常卡在入罪门槛之下。同一笔交易,民事上如何定性、刑事上能否入罪、侦查中怎样取证,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类纠纷,民事、刑事、侦查三家必须同题共答,形成统一的判断标准。


观点交流

秦现锋

上海一中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承租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核心是审查非法占有目的,结合手机的实际用途、履约能力、有无逃匿行为综合判断。个人合同诈骗的立案标准为2万元,单台手机案值通常未达此门槛。出租人一端的风险集中在两头:未经批准以营利为目的、向不特定对象经常性放贷并达到数额标准的,构成非法经营罪;恶意认定违约后以诉讼或暴力催讨买断款的,视具体行为认定为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等犯罪。


陈镪

松江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涉手机租赁案件应当穿透式审查甄别刑民边界。对于承租人,重点审查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真实使用意愿、履约能力等,区分普通民事违约与合同诈骗。对于出租人,区分正常租赁、非法经营与套路贷诈骗,以获利模式、条款设置、催收方式作为核心判断标尺。第三方行为依附主行为人定性,应当结合全案事实,准确界分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


林庆强

奉贤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民事审判须坚持穿透式思维:一是审查租赁物是否实际交付,重点核实承租人是否实际占有使用,手机直接流向第三方回收渠道的,要警惕虚假租赁、租机套现型非法放贷;二是审查缔约时双方的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三是检索当事人的全国关联案件,发现批量异常交易线索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对未达刑事立案标准的,仍须立足民事规范,就合同效力、各方过错、实际损失作出实体评判。


陈琦

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

从侦查实务看,有三个难点。一是犯罪模式不断演变,非法租机贷已从早期的三方关联形态,演变为出租方、助贷平台、回收方完全割裂的结构,取证难度上升。二是管辖认定存在争议,各主体分属不同地域,出租方在本地批量起诉,容易掩盖背后的非法放贷行为。三是入罪门槛较高,单台手机案值1.2万至1.8万元,达到数额标准需固定数十名被害人的言词证据,侦查成本很高。


嘉宾与谈

陈丽天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从法理上看,合同诈骗、套路贷与非法经营各有构成要件,入罪数额标准也不相同,办案中不宜相互替代。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要件,难以直接证明,应结合缔约时的履约能力、款项实际流向、事后是否逃匿等客观事实综合推定。同时,刑事手段的介入应保持必要克制,能够通过民事途径救济的,不宜轻易启动刑事程序。



金绍奇

松江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本次研讨会中,三个单元的议题均得到充分、深入的讨论,实务与学理相互印证,达到了预期效果。手机租赁纠纷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关乎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兼具民生关切与治理意义,审判实践中仍有不少问题有待继续研究。期待以本次研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法院与高校、公安机关等各方的沟通协作,持续从审判实践中提炼裁判规则,推动研讨成果转化为类案审理的参考。


本次研讨会直面新型消费模式衍生的前沿法律课题,精准切中新业态发展中的法治堵点。会议以问题为导向,汇聚司法实务、公安侦查与高校学理的多方智慧,实现法律逻辑、商业逻辑与监管逻辑的深度融合,生动诠释了新时代能动司法“抓前端、治未病”的深层内涵,充分彰显了司法机关在防范化解风险、规范行业秩序中的责任担当,为探索新类型纠纷的妥善化解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基层样本与理论注脚。



涉手机租赁纠纷应当坚持尊重意思自治、维护交易安全的基本原则,审慎认定合同无效。对于经营者实际交付手机、消费者取得手机并负有支付租金义务的真实交易,应当结合合同约定及履行情况认定法律关系。此类交易虽具有租赁、买卖等多重特征,但不宜仅因约定“租满即送”“违约买断”或者租金总额明显高于手机市场售价,即认定为融资租赁或者变相借贷,进而否定合同效力。租赁与一次性购买在付款期限、资金占用、经营风险等方面存在差异,交易价格高于手机现款售价具有一定的商业合理性。对于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真实交易,原则上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按照合同约定确定双方权利义务。认定融资租赁,应重点审查交易是否具有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特征,综合考察手机购置安排、实际交付使用情况以及租金与设备成本、融资收益之间的关系;对于手机仅作为资金流转载体,经营者通过预先安排的回收、转卖等方式使消费者取得现金,所谓租金实质用于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则应认定为名为租赁、实为借贷。对于确属未经依法准入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或者以租赁为名实施非法放贷的,应依法另行审查合同效力,不宜与正常商品交易混同。


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应当重点审查“由租转售”条款及相应违约责任的合理性。首先,“租满即送”“逾期买断”等安排原则上属于当事人对手机所有权归属及违约后果的约定,不宜仅因其采用格式条款或者买断价格高于市场售价即否定效力,但应审查经营者是否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以及是否存在不合理加重消费者责任等情形。其次,应当结合合同性质、欠付金额、逾期时间、催告情况等因素,审查买断条件是否依法成就,避免轻微违约即触发明显失衡的责任后果。最后,应当区分正常交易对价与违约责任,不能将全部买断款一概作为违约金调整,也不能因合同有效就当然支持经营者主张的全部费用。对于实质具有违约金性质且过分高于违约损失的款项,可以依当事人请求依法调整,并结合已付租金、手机返还及剩余价值等因素合理结算,避免租金、买断款与违约金重复计算。



文:李蕾 李欣泽

图:方君仪

值班编辑:李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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